《吕氏春秋》载：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
此种存有论亦函着宇宙生生不息之动源之宇宙论，故吾常亦合言而曰本体宇宙论。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
这就进入儒佛分歧的深层了，也是佛教对于儒道两家实然宇宙论批评的第二个层面。至于佛教的形上视角及其超越性的中道智慧，则早就成为三教所共享的遗产了。但是，如果我们对应于《太极图说》中的五行，一阴阳也。⑩朱熹：《答黄道夫》，《朱熹集》卷五十八，第2947页。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则又显然是一种以人之认知为指向并与宇宙演化论互逆互补的认识论。
一般说来，所谓宇宙论必须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必须通过时空的形式来表现其弥异时与弥异所的特征。战国以降，由于儒道思想的融合，因而从荀子起，就形成了一种以客观性凸显而又以时空为主要形式的宇宙论。(39)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页。
此外，杨宽、汪奠基、曾昭式等也主张不改变原文次序(24)。例如，伍非百将《经上》主旨视为正名，依次分为散名和专名两编。(21)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230页。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37—641页。
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⑤时至今日，《墨经》诸多条目的解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4)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墨子大全》第3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1931年独志堂印本，第11—12页。与他们不同的是，张纯一认为有一条说文可以分成三条，其中两条并无经文，从而认为光学条目有十条，并修改了五条(32)。梁启超就意识到这种困难，一方面指出此经因传写之值乱及讹谬太甚，若拘拘焉望文生义，则必有‘举烛尚明‘孝经八十宗之失，故宜以大胆运锐眼，力求本来面目于今本行墨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稍掉以轻心，则指鹿为马，移张冠李，厚诬作者，治丝益棼(28)。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因此，早在1931年，陈寅恪就曾批评：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进入专题： 墨经 。首先，有必要完成一部《墨子》(包括《墨经》)的集校集释，为后续研究提供文献基础。
在《墨经》注释方面常常引作代表的还有高亨《墨经校诠》(1958)，不过此书改字甚多。例如，张其锽、梁启超、谭戒甫、孙中原都认为有八条光学类条目。
我们认为《墨经》的科学是战国时代的科学。陈澧引用《几何原本》《海岛算经》和《九章筭术》刘徽注等文献解读《墨经》算法。
(40)裘锡圭：《〈墨经〉佴廉令四条校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3—429页。本文拟对这种分科治墨的研究方法予以考察，进而探究《墨经》研究的合理方法，以推动墨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其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墨经》条目亦有帮助，如裘锡圭曾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解读条目佴廉令(40)。《墨子大全》(2002-2004)则收录2003年前的300余种墨学著作，尤其是第一编收录明清版本30余种。《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提出《经说下》‘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⑧。
①一般而言，《墨经》(或称《墨辩》)有广狭二分，广义《墨经》还包括《墨子》中的《大取》《小取》，本文所指为狭义《墨经》。(31)梁启超：《墨经校释》，前揭书，第66—69页。
分科研究将部分文本(如光学类条目)从其所隶属的整体文本(如《墨经》或《墨子》)抽取出来，在研究时可能导致研究者只集中处理相关内容的条目，而忽略这些条目的上下文、这些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联以及《墨经》条目与其他《墨子》篇章的联系，进而脱离整体文本语境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主要依靠现代学科知识进行理解与评价，从而容易出现任意比附的情况。(17)孙中原亦言：本书的分类，只是为了便利读者在理解时，更容易同现代和西方的知识系统接轨。
他将墨学分为教育、政治、宗教三纲，并细化为：1.教育：教育学、算学、形学、微积分、物理学、力学、机械学、测量学、地圆说、热学、光学、声学、医药学、生物进化说、生理卫生学、心理学、唯识学、他心通、气象学、论理学、伦理学。作为校释《墨子》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1895年初本，1910年定本)在注释《墨经》时，援引了邹伯奇、陈澧等人的见解，也采用西方科学知识解读《墨经》，此外还注意到《墨经》的逻辑学说。
因此，有必要基于整本《墨子》来解读各条目，将《墨经》置于《墨子》一书的文本语境之中，在其他篇章中寻找《墨经》诸条目诠释的合理性依据(正因如此，以上提出应给《墨子》作集校集释)，此即一些学者所言的以《墨》证《墨》(37)、让《墨经》自己来注释自己(38)。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所属语境，进而出现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诸多问题。(36)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前揭书，第146页。较早者有张其餭的《墨经通解》(1931)，该书认为《经上》上列言性行、修为、政治之义，下列言名数质力及人群相用、宇宙相推之理。
从分科研究者内部看，亦有研究者主张存有次序。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每编又依次分成数章(23)。内容提要：清末以降，《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
(17)陈癸淼：《墨辩研究》，《名家与名学：先秦诡辩学派研究》第3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第230页。实际上，《墨经》所述内容不仅常多次出现在《墨经》中，而且出现在其他《墨子》篇章中。
(21)谭戒甫说：《墨经》各条的意义原有一些是前后连贯的，尤其特殊的如光学八条就是顺序排列着。然而，该方法以后出、外来的学科观念审视《墨经》，以致于研究者常常篡改原文，以合己意。次则旧注多疏，且复依违不决。(28)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例如，张其锽认为《墨经》分列，当有义例，上列、下列各有类别(25)。进一步，是集中处理《墨经》，将各条目依照学科分类予以整理。
针对表现二，其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就存在讹、脱、衍等诸多错误(27)。(36)迄今为止，通常还是公认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在《墨子》校释方面的权威地位，然而孙诒让所见版本有限，而且对《墨经》的校释所获不多，因而存有不足。
姑且不论条目次第、条目划分、标点断句等问题，仅从文字校改方面考察，若以《道藏》本《墨子》为原文依据，通常都对这部分文字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由此看来，《墨经》作者并非完全随意编排条目。
